西北地区的土地兼并后，虽然程度没有江浙一带的严重，但破坏性却更强，就在于西北地区的土地兼并，一是容易发生在自然灾害时期，二是土地兼并后造成大量流民。

西北地区因为自然灾害和土地兼并，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但是西北地区的经济和环境，却没办法给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活路，从而创造了大量流民。这些流民，没有土地，西北地区又无其他经济，流民为了活下去，只得给地主当佣农，但佣农的数量始终有限，缺乏出路的失地农民往往只能选择落草为寇，或是被迫揭竿而起。这无疑会给整个国家，造成深重的灾难与悲剧。

所以，土地兼并这种事，在中国不同地区引发的后果都不是一样的，绝不能用江浙一代的土地兼并情况，去理解西北一代地方的土地兼并。

而且，江南一带的土地兼并，从某种意义说起来，其实对整个市井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林次崖先生文集》：“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食者，十而五六。”

《四友斋丛说》：“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嘉靖11年3月制策》：“游民众则力本者少，异端甚则务农者稀。……，小民无所利于农也，以为逐艺而食犹可以为苟且求全之计。……大率计今天下之民，其有田者一二，而无田者八九也。”

《苏州府志》：“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

而据大量的明史资料记载，整个江南地区，农业人口从明中期的四五成逐渐到明末的一二成，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工人口。

而随着市井社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那早期雏形的资本主义，就对整个世界造成了极其强大的冲击力。这一点，就连作者在看到以下的资料，都不觉惊到了。

这些资料，来自樊树志的《晚明史》。

“至迟到1580年代初，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多于穿棉，所谓穿丝，大多是穿中国丝绸。”

“实际上，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关系。”

“以至于墨西哥总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国生丝的进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了。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到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的13。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

“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

这样只处于萌芽状态，依然极其幼稚与不稳固，却已给当然的世界经济秩序，造成了这般强力的冲击与影响，可见这江南一带，发展商品经济的潜力有多大，将来可达到的成就，又能有多高！

相比明朝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给社会带来的勃勃生机与崭新力量相比，那所谓的大清盛世，是多么地可笑又可悲。

清朝康熙年间，“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被后来的鞑粉鼓吹为旷古绝世的巨大成就，只是，这历史中的真实含义，真的如他们所说吗？

非也。

因为，所谓的永不加赋，是指只征收固定人头税，然后把收税的重点集中到田税上。

这真的是仁政吗？为何到了现在大多数国家都要交纳个人所得税，反而不采取此“仁政”？

其实，此策实际上是社会大倒退，是把人口与土地严格的绑定起来的残酷措施，使得各地官府，为了所谓的政绩与治功，不得不竭力压制一切新生的经济力量，而把尽可能多的人口，转为最基本的耕田人口，并极力压制无土之人（如工人、商人等）的生存空间。这种愚昧而落伍的残酷做法，与同时代欧洲的圈地运动，迫使农民进城务工，让整个国家转变为工业化社会的做法截然相反。

因此，康熙的这种做法，仅仅是出于要对社会强力管控，防止社会出现清廷无法控制的不良因素，从而人为大幅缩减了其他行业的生存空间，让治下百姓只有从事农业才能生活，这样鼠目寸光，无视时代潮流的愚蠢做法，相对明朝的经济体系，无疑是大踏步的后退。

甚至可以说，有清一代，是从士农工商各司其职的中国传统职业安排，通过强力的人为手段，变成了仅有士农两个行业，让中国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农业国，彻底灭绝了工业化的希望。最终在一百多年后，让中国遭受了数千年未有的战败与屈辱，拥有了那一段噩梦一般，充满了弹孔与血泪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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