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七四四年，郑武公去世。

在弥留之际，郑武公紧紧握着太子寤生的手说：“你要记住：凡是利于郑国的，就是礼；反之就是非礼。王室已经衰落，天下必将大乱，齐、楚即将兴起，你多加努力吧！

“郑国一定要和齐国保持长久的同盟关系，而且必须要防范晋国。河东、河内一带夷狄混杂，民风彪悍，国险而多马。曲沃一旦灭冀并统一晋国，周边小国将不堪一击；到那时晋国表里山河，必将称霸。

“郑国地处中原咽喉要地，夹在齐、楚、晋三个大国之间，必将成为列强争夺的目标，郑国将无宁日。你将继承寡人成为王朝卿士，大权在握，你一定要不遗余力地阻挠晋国统一。”

郑武公旋即去世，太子寤生即位，是为郑庄公。那一年郑庄公十三岁，公子段十岁。庄公执政初期，国家大权由公子吕和祭足实际掌控；但是武姜的势力也十分强大——除了国内的党羽之外，还有申国和西周的势力在暗中支持她。

庄公派和武姜派的关系复杂而微妙，两人于国为君臣，于家为子母。但是武姜从来不刻意掩盖对庄公骄横和嫌弃的情绪，正是因为那种情绪不应当在母子之间产生，所以郑人才对此感到十分不解和担忧。

武姜在处理与公子吕的关系上表现得十分圆滑，而公子吕则报以敬而远之的态度。公子吕只是盼着庄公快快长大，由他自己来解决这个国事家事混在一起的大难题。

年轻的姬寤生伯爵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任何人都无法通过他的面部表情窥探到他的内心世界；在智慧和阴谋方面，他更多继承了母系方面的基因。这个郑国地位最高的少年不得不把自己深深伪装起来，装出一副禽兽无害的模样。

郑庄公对那个比后妈更加穷凶极恶的亲妈表现出无条件顺从的态度，对那个野心勃勃的兄弟总是温和有礼，以有辱君权的姿态来换取叛国者晚一些要自己的命的机会。

几年后，武姜把庄公召去说：“叔段一天天长大了，也该有自己的封邑了。郑国地势平坦，几乎无险可守，只有制邑是天然隘口，把守着国家的西大门。这个地方一定要你最亲近的人镇守；纵观全国，还有哪个人选比你的兄弟更适合呢？所以母亲要你把制邑封给叔段。”

制邑就是虎牢关，它不但是郑国的天险，也是连接中原东西方的咽喉要道，武姜之所以这么做，只是想制造一个郑国版的曲沃桓叔罢了。

但是郑庄公对于晋国的那段历史（本书将在后面叙述）也十分了解，这个一向对母亲唯唯诺诺的人，竟然以一种不容分辩的口气回绝了她：“制邑是郑国的要塞，先君有命：‘制邑由公室直接管辖，不得分封他人。’寤生不敢违命，其他城邑寤生唯命是从。”

武姜只好退而求其次，为太叔段请求了京城（或许请求制邑只是武姜耍的一个花招，京才是真正的目标）。郑庄公无论如何不敢连续两次拒绝母亲，母亲既然已经作出了“让步”，他也必须让步，结果就把京封给叔段了。

“京”是郑国重镇，位于新郑与制邑之间，控制京就能够切断新郑和制邑的联系，如此一来制邑反倒成了新郑的“飞地”。所以郑庄公回头仔细一想，把京封给叔段的危害性恐怕更大。

京之所以称为“城”是因为它有先君的宗庙（没有宗庙的则称为“邑”）。被封到京城的公子段马上又多了个美称——京城太叔，在《诗经》中至今还收录着两首吹捧他的作品，一首叫《叔于田》，另一首叫《大叔于田》。诗中内容不是赞美太叔有多么热爱田间劳动，而是描绘了他在田猎活动中的飒爽英姿。

在武姜的怂恿下，被宠坏了的太叔不断干出僭越君权的事来。

太叔首先扩大了京城的建制，使京的城市面积超过了新郑。京城俨然已经成为郑国的曲沃，但郑庄公对此似乎不以为然。

祭足对郑庄公说：“城邑的城墙长度超过百丈就是国家之害。先王有所规制：大都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都五分之一，小都九分之一。如今京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新郑，国家将不堪忍受，您必须早做打算！”

郑庄公慢条斯理地说：“这些都是姜氏所为，寡人能拿她怎么办？”

祭足道：“姜氏贪得无厌，无日不想立叔段为君，不篡取君位誓不罢休。君伯不如早做打算，不要使灾祸滋生蔓延。蔓草尚且不可尽除，何况是宠弟带来的祸患呢？”

郑庄公还是那副不紧不慢的神情，这位十几岁的少年君主接着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警句：“多行不义必自毙。您就等着瞧吧！”

如果没有武姜的溺爱和教唆，太叔段或许会成为一代良臣，虽然不会象后来那样出名，但下场也不会象后来那么悲惨，给后人留下那么多话柄。

太叔段的野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日俱增，母亲的庇护、庄公的纵容（或者无奈）和大夫们的束手无策，都使得他错误地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而不会为罪行付出代价。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