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李国桢的墓地前，我感慨万千：这里原来是我的墓地，现在已经改成是李国桢的墓地。我和父亲站在李国桢的墓碑前，两人抱头大哭。哭过一会，我对着墓碑说，‘李排长啊，本来是我在墓地里躺着，可现在却是你在里面躺着，对不起呀！‘
这次托里之行，对父亲的情绪影响很大，对我的人生也影响很大。当天晚上，父亲就闹着让我回家，不让我在部队干了。可我在部队里干得正红火，前程远大，我不能就这样地把自己的前程给断送了。可父亲一边哭着一边叫着我的小名，说，‘你是要你妈，还是要你的前程？’
父亲的哭闹让我心里很乱，也想了很多。突然间，我对到处给别人做巡回报告感到了厌倦：这到底有啥意思？我被俘本来就不是件光彩的事，有啥可向别人炫耀的？特别是战友们的牺牲对我的触动很大，他们人都不在了，还会考虑什么前程？
我很快又回到铁列克提边防站，随后不久，又来到了塔斯堤哨所。其实塔斯堤哨所和丘尔丘特哨所都属于我们铁列克提边防站管辖。说到塔斯堤哨所，没啥人知道，可是要是说到‘小白杨’哨所，肯定会有很多人知道，就是阎维文唱过的那首‘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的那个哨所。6.10事件中被苏军开枪打死的女烈士孙龙珍的墓地就在我们哨所100米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一直服役到72年初，然后复员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故土河南省柘城县慈圣公社孔庄村。
村子还是原来的村子，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我家的那几间残破的砖瓦房还是原来那个样，只是比前两年更加地破败与陈旧。这个地方我过去总是嫌它贫穷，嫌它枯燥，嫌它辛劳，想着永远地离开它。可是，我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不知道是它在讽刺我，还是我自己在讽刺自己。但不管怎样，在离开它两三年后，再回到它的怀抱，我还是能感觉到它对我的深情与眷恋。
我站在村头，望着这片广阔、干黄而贫脊的土地，心头禁不住地涌起一种想哭的冲动。这片土地，千百年来，承载着我们祖先多少代人的辛劳和苦难，也给了我们多少的收成和回报。有多少人为了想过好日子，离开了这里，可是，我是离开过这里的人，我再也不想离开这里了。我愿意把我一生的辛劳和汗水都奉献在这片土地上。
回村不到二十天，我跟外村的一位姑娘结了婚，婚事是我父母早就给我说好的，我看过她的照片，她也见过我，我们算是自由恋爱。从此，便扎扎实实地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我从小就是农民，但那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因为我还是个学生，可是现在，我就跟父亲一样了，整天在生产队的地里干活挣工分。
部队的生活和经历对我的性格和人生影响很大。可以说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过去，我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人，可是现在，我变得寡言少语，常常还会无端地叹息和忧伤。在劳动间隙或休息时，常常会有人要我讲在部队时的战斗故事和生活经历。我总是非常地不情愿，因为这些故事和经历会引发别人的联想和提问，而有些联想和提问又是我不愿意触及的。
其中一个最容易让人引发好奇和疑问的问题，那就是我为什么是战斗英雄，却没有入党，没有提干。这个问题曾困扰过我很长时间：几乎所有的战斗英雄都得到了提升，孙玉国参加完九大就直接从连长提升到团长，而我们边防站的李永强排长也在6.10事件后调到别的边防站当了连长。可我没有，而且连党都没有入。这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我不能提干是因为我不能入党，而我不能入党是因为没有人给我当介绍人。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在被俘时的真实表现，所以，也就没有人敢冒这个风险来介绍我入党。这事曾让我苦恼和迷惘过很长一段时间。可是，再苦恼和迷惘都没有用。现实就是这样，谁也无法改变。
没过很久，让我担心的事情就出现了。我开始听到了风言风语，说和我一起参加战斗的人都牺牲了，而我被苏军俘虏了，如果我没有叛变，苏联人不可能把我放了；如果我是英雄，为什么没有入党提干？而且，这种事情在人们的印象也都是顺乎自然的事。对这种传言，我也曾想去解释和阻止，可是，后来一想，这样做只能是毛笔描字，越描越黑，所以，我就不予理睬。
可是，那天晚上，我表侄女跑到我家，对我说，‘叔呀，玉兰说你不是英雄，是叛徒，还说你那战斗英雄是在部队里靠自我吹嘘当上的，后来有外国记者把你在苏联的表现给拍照下来，捅破了你的牛皮。说你其实就是叛徒。’
我侄女是小学三年级学生，而玉兰和她是同班同学。三年级的学生怎么知道我是叛徒？还不是听大人们说的。听着这话，我不能再装傻吊了。否则，到了明天，连三岁的小孩都会说我是叛徒。于是，我当即找到了玉兰家。当时天已经黑了，我站在玉兰家门前，对玉兰她妈说，‘玉兰妈，我找玉兰问句话。’玉兰妈说，‘问啥话？’我说，‘你不管，我只问一句话。’玉兰妈就把玉兰叫了出来。玉兰见我站在门口，吓得不敢出来，是她妈把她拉了出来。我就当着她妈的面问她，‘玉兰呀，你咋说我是叛徒呢？’玉兰吱吱唔唔回答说，‘我是听别人说的。’我就问，‘你听谁说的？’玉兰不敢说，还是她妈逼着她，说，‘你说话呀，你到底听谁说的？’玉兰哭着说，‘是翠花给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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