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柱和许大茂出来之后，很是安稳了一阵子。

傻柱又回到了原点，每天从食堂带菜给秦淮茹，之后就躲在家里喝酒。

许大茂则是去了乡下，躲避娄晓娥的言语轰炸。

娄晓娥这段时间正和其冷战，要不是娄振华阻挡，说不准两人已经离婚了。

……

时间悄悄进入了1966年，也是最让张志飞紧张和担心害怕的，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随之出现。

1966年夏5月25日，燕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聂元梓及宋一秀等7人，在康生的授意和策划下，在燕京大学大饭厅外公开贴出一张大字报，攻击燕大校党委和燕京市委。

这就是那张臭名昭着的“文革”时期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字报一经贴出，燕京震动了，给校领导提意见及各种形式的造反，立即像狂风一样吹遍了燕京的各大中学校。

之后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四人帮也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上述三段引用总理传记）

鉴于各大中学校的混乱，燕京市委根据中央指示派驻工作组，意图指导控制混乱的教学秩序，但背后有造反派的推动，局面反而越来越混乱。

红星轧钢厂也受到了这种环境的影响，白志斌得到背后之人的支持，成立了红星轧钢厂文革工作小组，亲自担任组长。

组内成员大多为平常在工厂偷奸耍滑、惹是生非的那批人。

红星轧钢厂文革小组迅速吸收了上百名成员，这些人腰上扎着武装带，戴着红袖章，开始在轧钢厂胡作非为。

红星轧钢厂的斗争逐渐升温，如暴风雨一样逐步进入到高潮，张志飞吩咐弟弟妹妹和小姨子，要求几人除非必要，不要上街，更不要单独行动。

7月的一天，红星轧钢厂广场上，挂着一块红布，上面写着“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

红布下面摆着一张张桌椅，白志斌等人坐在其中，现场由文革小组维持治安，保卫处靠别站着。

“红星轧钢厂反对修正主义、走资派大会现在开始，现在押送修正分子、走资派付伟、刘智、刘恒等人上台接受批斗。”

听到白志斌的命令之后，十多名戴着红袖章的文革小组成员，把五花大绑的轧钢厂书记付伟、副厂长刘智、刘恒等人押到主席台前。

几人胸前挂着一块纸牌，写着“反革命分子”、“修正派”、“走资派”等字眼，文革小组成员用手按照几人的脑袋，让他们低下头颅，然后用脚在小腿上狠踢，让几人跪下接受批斗。

这简直是非人的折磨，比旧社会都狠，甭管有没有罪，只要文革小组成员认为谁有罪，就可以肆意污蔑。

几人被迫跪下之后，接着在文革小组的带领下，其他工人也跟着起哄，响起了一阵狂热的口号：“文化大革命万岁，打倒走资派！”

“打倒付伟、保卫轧钢厂！”

“让走资派交待自己的罪行。”白志斌制止了躁动的人群，对着付伟等人喊道。

“我是冤枉的！我没有反对人民、反对无产阶级，我去苏联学习技术，是为了回国报效祖国。同志们，我是冤枉的呀！”付伟声泪俱下的哭喊道。

“白厂长，我没有反对党，也没有反对国家，我的心是红的不是白得。白厂长我求求您了，帮我说句公道话，我真不是反革命分子。”刘恒副厂长激动的说道，眼泪鼻涕都下来了。

“同志们，我向来老实本分，从未有过反对过党的言行的举动，我真是被冤枉的。”

……

甭管几人怎么喊冤，白志斌等人根本不予接受，对几人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

张志飞在人群中看着这一切，心中格外的难受，他知道这种局面将会持续10年，台上的几人他都熟悉，没有任何一人说是走资派。

付伟这人是爱权，但他的能力还行，在他担任轧钢厂党委书记这一年来，红星轧钢厂总体上的发展还算不错。

刘恒和他是老熟人了，老好人一个，当初还帮过张志飞的忙，让他提前半年参加工作。

……

这些为轧钢厂做过贡献的人，此刻却平白无故接受着白志斌一伙人的无情摧残，张志飞知道自己必须要有所作为，不然指不定哪天会落在自己头上。

他不忍心继续看下去，想要离去却又不敢，他知道自己要是离开，说不准也会被扣上一顶帽子。

直到这个时候，张志飞才真正认识到阶级斗争的残酷性，以自己的功劳和家庭成分并不能庇佑自己一家，比自己贡献大的多的人，还不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带走调查。

张志飞知道一定要拿到红星轧钢厂的权利或者推选一位不热衷于斗争的人当这个文革小组组长，不然以自己的性格迟早会出事。

最终付伟被罚在锅炉房接受劳动改造，且每天都要接受文革小组成员的批斗殴打，其他几人不是下车间劳动就是打扫厕所，还要定期接受批斗，汇报自己的思想，交待反革命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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