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今年，上元县之前租地的财政收入早就花光了，前任的知县一个升官了，一个去菜市场了，然后就苦了新上任的知县曹文。

初入此地的曹文，面对发不出杂役薪水的尴尬局面，曾向寇徽求助，结果不仅空手而归，还遭到了一番严厉的训斥。

无奈之余，他只得苦思良策。

起初，他想到的便是敛财之道。

然而，在师爷郑德龙的提醒下，他意识到上元县虽非穷乡僻壤，但那些能带来丰厚利润的地方，早已被权贵和官员们瓜分殆尽。

肥沃的田地与利润丰厚的商业，尽被那些显赫的勋贵和官员们所垄断。想要从中敛财，不仅难以抵挡来自这些权贵们的压力，就连自家父亲和家族的那关都过不了。

而那些生活在底层的百姓，日子本就过得捉襟见肘。

稍好一些的，也只能勉强填饱肚子；贫困的，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每逢寒冬，仍有不少人因饥寒交迫而命丧黄泉。

若要从他们身上敛财，岂不是如同从石头中榨油一般徒劳无功？

更何况，此地离皇宫如此之近，万一激起民愤，有百姓铤而走险上京告状，自己的小命还要不要了？！！

最后，曹文就把主意打到了那些瘦田之中。

瘦田因租户们因精心养兔施肥而变得肥沃，早已不再是昔日的贫瘠之地。

租户们也凭借辛勤的劳作，生活逐渐富裕起来，许多人甚至在县城购置了房产，甚至涉足商贾之道。

然而，这片原本廉价租出的土地，如今所带来的巨大收益，自然引起了新任知县曹文的注意。

最最最为重要的是，这些百姓手中虽有些积蓄，但并无显赫背景，只要不将他们逼至绝境，他们便不会拼命反抗。

于是，曹文便颁布了一道没有文件的政令，要求原先的租户补交三年肥田的租金。

理由是，当初租给他们的是瘦地，而非肥地，如今田地性质改变，自然是租户违约。

曹文并未做得太绝，只要租户们能够补齐三年所欠的租金，他们便可继续以肥田的价格租赁之前的田地。

租户们最初对此自然是不肯接受的，他们与县衙派去收钱的典吏发生了争执，甚至有人报了官。

然而，捕快赶到后，二话不说便将报官的租户逮捕。

事后，典吏更是放出狠话，谁若再敢滋事，便收回其土地。

自古以来，自古以来，民不与富争，富不与官斗，这中间还跨越了一个富的阶级，民要是不玩命，又如何可能斗得过官呢？！

见识到官府的威力后，租户们不得不选择妥协。

他们并非赤贫之人，家中尚有众多亲人需要养活，自然不会与官府拼命。

然而，一下子要补交三年肥田的租金，即便这些租户近年来积累了不少财富，但也有所消耗和投资，难以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来。

因此，菜市场才出现了大量低价出售兔子的商贩，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筹集资金，以应对官府的补交租金的要求。

而他们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至江宁出售兔子，而非选择在上元县内售卖。

这是因为这些租户心中愤懑难平，他们宁愿以低价出售，也不愿让上元的那些权贵官吏再有机会占他们的便宜。

听到如此荒唐之事，朱瞳并不意外，这种事他又不是没有见过。

毕竟，纵观华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总有一些人渣奇才般的官员不时出现，他们不断地消耗着官府的威信。

不然，几千年的历史又如何发生了这么多次改朝换代，又如何会有吴承恩笔下那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呢？！

无论是昏君还是明君，其实都非常厌恶贪官和蠢官。

明明自己什么好处都没得到，最后的锅都是要自己背。

然而，昏君对待贪官和蠢官最大的区别，昏君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他们虽然讨厌这样的官员，但大多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有这时间管这些得罪人的闲事，还不如把时间用在修仙或者双修呢！

而明君则是思想和行动的巨人，绝不会放任这些蠹虫挖自家的根基。

而想要建立万年基业的朱元璋则是妥妥的暴君，他要是知道曹震的儿子在挖他庙堂的根基，别说会不给兄弟面子了饶他儿子一命，暴怒之下就连曹震家的祖坟都给扬了！

朱瞳抱着少妇那雪白的兔子回去之后，便交给了妙儿，做红烧兔肉。

接着，又吩咐人到狱中殴打一顿曹文。

然后，把曹文的所作所为写成折子派人送给寇徽。

要不是看在顶头上司最近很听话，朱瞳直接就把折子递上去，让老寇被收拾得欲生欲死。

午饭过后。

朱瞳就收到了应天府传来的消息。

寇徽升官了。

加授正奉大夫，从二品的虚职。

虽然没有实权，但俸禄至少涨了将近一半，而且算是一脚踏入了高级领导人的级别了。

算在后世，是某个省级的政协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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