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杨毅一直在办公室仔细阅读卷宗。

虽然案情简单，卷宗也不复杂，杨毅还坚持着一丝不苟的态度，这得益于他长期的职业训练。按照惯例，他首先排查程序卷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尽管他猜测程序卷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他也不敢稍有马虎。

做刑辩律师的都知道，对程序卷主要是进行管辖权和时间节点审查。

展鹏系到辖区刑警队自行投案，所涉又是刑诉法中规定的非检查机关自行侦查的公诉案件，所以由辖区刑警队和检察院分别侦查、起诉，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规定，此案管辖权不存在任何问题。

对时间节点的审查，主要看报案时间、立案时间、拘留时间、逮捕时间、取保时间、延期审批时间、侦查终结时间、移送审查起诉时间等。《刑事诉讼法》对每个环节的办案期限都有明确的规定，延长则需要履行必要的程序。通过时间上的对应审查，可以发现办案机关超期问题，特别是是否有临时羁押材料、是否存在非法羁押或超期羁押等情况，为可能的程序抗辩和非法证据排除奠定基础。

杨毅打开电脑，创建了一个EXCEL文件，将案件的重要时间节点按时间先后顺序进行罗列，这样做可以一目了然。仔细浏览两遍之后，他发现案件在程序上没有什么问题。

至于《起诉意见书》和《起诉书》，寥寥无几的文字，他早就烂熟于胸，即使闭上眼睛，他也能复述出个八九不离十，他就没再多留意。

至此，程序卷阅卷结束，转入对证据卷的审阅。

通览了一遍卷宗，杨毅判断张文峰做事儿还是挺利索的。所谓利索，是他们的行话，意味着不会给律师留下多少把柄。讯问笔录、询问笔录、鉴定意见、情况说明等，卷宗按次序装订得很规范，也几乎不缺项，很快，杨毅就将注意力集中在言词证据上。

从立案前后的笔录制作，杨毅也能看出张文峰的严谨。展鹏投案时的供述，鉴于当时警方还没有立案，张文峰制作的是询问笔录。其后的三份笔录，均为讯问笔录，提审地点均为看守所。

最初的两份笔录，亦即询问笔录和第一份讯问笔录，内容差别不大，分别制作于刑警队与看守所，是展鹏被批准刑拘前后的两份供述，展鹏均坚持是自己造成了王可的意外死亡并抛尸。

第二次讯问笔录，警方重点查证展鹏与汪强的实质关系、展鹏是否了解汪强在太原的犯案情况、汪强可能的落脚点。正是在这次讯问中，展鹏供述汪强有可能回京寻找自己，警方据此制定了针对性的抓捕方案，并最终抓获汪强。也正是藉由展鹏在此次审讯中的表现，警方在其后做出了有关认定展鹏立功的说明。

看到这份笔录，杨毅不由得咧了咧嘴角，暗忖张文峰果真了得，做事儿近乎天衣无缝。看来张文峰在获悉“守株待兔”的线索后，及时赶到看守所，进行了一次自己毫无所知的提审，并制作了讯问笔录，不仅为将来可能的立功确认埋下伏笔，也弥补了可能的程序漏洞。

当然，对于警方来讲，这次提审也可能是必需的，当时的抓捕方案需动用大量人力，单凭自己的一面之词，或许很难让警方足信，他们必需确认每一个细节。但卷宗中表现出来的张文峰随后的一系列安排，还是给杨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三次讯问笔录是在汪强到案后制作的，警方在提审中重点查证了展鹏与汪强的关系、展鹏投案的原因、展鹏在汪强潜逃前后的活动、那张出现在汪强身上的展鹏银行卡的来历等。杨毅清楚地记得，在这次提审之前，正是自己向展鹏通报了汪强落网的消息，也传递了汪强独自扛事儿的决心及李东旭、张文峰的倾向性。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四份冠冕堂皇被呈递给法院用以定罪的证据，都不是真实的，而杨毅自己至少参与了部分造假，现在却有口难言——他只能认同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辩护。

有了这个发现，再看剩下的所有证据，杨毅就有了新的视角。一切看似顺理成章，无论是汪强的几份口供，还是关键的展母、展妻的证言，都指向了一个基准，这也是警方办案的基准——展鹏涉案，但罪行不严重，且有立功表现。

杨毅的眼前浮现出张文峰的形象，那个看似沉默寡言、貌不惊人的普通人，却把他必须的工作做到了近乎极致。潜藏在所有表象下的逻辑是，在确保自己不违规的前提下，展鹏的案子可大可小，无论什么情形，现有证据都可以匹配，即便出现反转，既有证据也留出了充分余地，不至于突兀。这个分寸很难把握，却又被把握得极为精准。

而这一切，外人却难以察觉，除非亲身参与其中，就像杨毅暗中通报消息那样，或许才能管中窥豹。杨毅确信，在案件被移交检方审查起诉前，案件已经被加工，通俗一些说，目前呈现的案子，只是叠加在真实案件基础上的一个虚幻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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