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因培果断下令桂阳州知州张宏燧返回桂阳重新审理此案。张宏燧返州后，立即提审人犯，并反复盘问原告纪天与当日的围观村民。经过一番细致调查，张宏燧逐步揭示了两大重要事实：一是侯学天与侯七郎分别持扁担参与斗殴，而侯觉天手持木棍；死者头部致命伤确为扁担所致，排除了觉天为直接凶手的可能性，先前的判决显然是错误的。二是证实侯岳天实际上是侯觉天的堂兄，这一点在村里众所周知，原审判决却误判为堂弟打死堂兄，同样存在错误。

在张宏燧审出侯觉天并非主犯后，侯家老母亲悲痛欲绝，求助于智囊陈茂叔。陈茂叔思虑再三，认为唯有让学天承担责任才能解救七郎。陈茂叔陪伴侯老母一同探访囚禁中的学天，老母亲含泪恳求，学天感念孝道，最终答应替弟弟顶罪。

在桂阳州的这场复杂命案中，知州张宏燧对知县高大成与代理知州万栻的审案能力嗤之以鼻，自信满满地接手此案。经他推理，既然侯学天与侯七郎手中持有扁担，主犯自然应在二者之中。为寻找真相，张宏燧对学天三兄弟施以各种酷刑，诸如笞杖、拶指和压杠子，历经数次严刑拷问后，侯学天终于扛不住压力，承认自己是杀害侯岳天的主凶。

张宏燧据此判定侯学天为杀人主犯，应当流放。他将审理结果详细记录成文，并将犯人的供词誊抄，送往上一级的省城长沙。湖南按察使沈世枫看过报告后，对其工作能力予以高度赞扬，并请求湖南巡抚李因培对此做出批示。

李因培心中顾虑重重，案件中，原告最初指认主凶是侯少夫，而后高大成和万栻裁定主凶为侯觉天，现在张宏燧又复审认为是侯学天。在多重版本的真相面前，李因培犹豫不决，索性决定将此事提交给皇上定夺。

这一决策却适得其反。乾隆皇帝得知一桩寻常斗殴案件竟需要他亲自裁决，勃然大怒，认为地方官员不尽职。乾隆随即下旨严厉斥责李因培、沈世枫，并作出人事调整：李因培调任福建巡抚，沈世枫被革职，任命常钧为新的湖南巡抚，刘秉愉暂时代理按察使职务，并明确指示他们务必重新彻查此案。

新巡抚常钧抵达湖南后，立刻调阅侯岳天命案的厚重卷宗，里面既有高大成的初审记录，也有万栻和张宏燧的不同审定结果，让人看了越发迷茫。为此，常钧专门找来张宏燧了解情况，张宏燧对自己的判断娓娓道来，显得逻辑严密、颇有说服力。常钧听完后，对张宏燧的能力颇为赏识，决定采纳其对案件的结论，准备以此为基础重新展开调查。

在湖南，代理按察使刘秉愉为解开侯岳天命案的谜团，特邀益阳知府谢仲玩共同参与案件复查。期间，侯纪天再次上门申诉，声称发现了新的证据。据他所说，侯七郎在狱中秘密写下了一份契约，将自己的十七亩土地赠予侯觉天之妻蒋氏，意图以此贿赂兄嫂，让她劝说丈夫觉天替七郎顶罪。

谢仲玩闻讯，立刻传唤蒋氏前来质询，但蒋氏矢口否认此事。谢仲玩并未轻信，他派遣下属展开了深入调查，在蒋氏女儿家中找到了那份至关重要的契约。在铁证面前，蒋氏不得不承认了实情：原来侯七郎曾泪流满面地恳求她，答应给她十四亩良田，条件是让觉天承认是主犯。蒋氏起初并不答应，但在七郎告知觉天被判流放后仍有重返家园的可能，并且考虑到觉天嗜赌成性，家中财产已被他输得精光，她便默认了这个提议。但她担心七郎事后反悔，坚持要七郎写下亲笔契约，并最终答应以十七亩田作为交换。

谢仲玩在了解到这一系列幕后交易后，确认侯七郎才是真正的主犯，并将此结果报告给了刘秉愉。刘秉愉接着向巡抚常钧禀告了这一新进展。然而，张宏燧得知谢仲玩推翻了他的原审结论后，怒不可遏。他深知一旦审案失误，自己将会面临严重的追责。于是，张宏燧开始向常钧诋毁谢仲玩的调查结果，企图挽回局面。谢仲玩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纷争，主动请求退出此案，回归益阳。

尽管如此，常钧依然决定采纳张宏燧的原始结论，并将该案再次上报给乾隆皇帝。乾隆帝审阅了常钧的汇报，发现此案与前任官员李因培的汇报相比，并无实质性进展，对此极为不满。于是，乾隆下令将刘秉愉调任湖北按察使，任命宫兆麟担任新的湖南按察使，并委派长沙知府李拔协同宫兆麟，针对侯岳天命案进行新一轮的彻底审查。

新任湖南按察使宫兆麟到任后，下令将此案的所有被告、原告一并押解至长沙。他细细研读卷宗，敏锐地察觉到被告们竭力将重罪变为轻罚的可疑迹象。

宫兆麟联袂长沙知府李拔坐堂审讯，侯七郎坚称自己未曾动手伤人，而侯学天则坦白承认自己误伤了侯岳天的头部，愿意承担罪责。侯觉天则供述，自己确曾用木棍击伤了死者左肋，而他之所以认罪，其实是受到七郎的唆使，七郎以田产换取觉天冒充兄长顶罪，目的就是为了逃避死刑，减轻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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