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寓在明朝初严格的户籍制度下是不敢想象的，但明朝中后期就很正常了；什么“冒籍”考试等等的情况也在当时不算鲜见了。

所以明太祖那种理想很美好，后期很糟心的户籍管理制度也随着明朝风雨百年而夭折。

北宋当然也有路引，但官员的身份证是鱼袋；鱼袋一般悬挂腰际。

宋朝皇帝赐给官员紫金鱼袋，所谓“紫金鱼袋”其实是两个东西；应拆分成“紫”和“金鱼袋”。

紫是指官员官服的颜色，金鱼袋就是一个点缀了金色鱼形的袋子……

唐朝时金鱼袋是指装鱼符用的金色的袋子，这些都是代表官员身份的一个东西；就像我们现在的身份证明。

古代等级制度很森严，什么人穿什么衣服；佩戴什么饰物各朝各代都有十分严格的规制是不能逾制的，否则后果严重！

金鱼袋这个东西最早是从唐朝开始流行的，朝廷给五品以上官员赐发金鱼袋或银鱼袋，用以装鱼符。

鱼符在唐朝很重要，就像一个带防伪功能的信物可以证明官员的身份，官员要是进宫或外出办差的话就需要查验这个东西来证明身份。

宋朝就不用鱼符了，而是直接在鱼袋上缀上鱼形；金色的就是金鱼袋，银色的就是银鱼袋。

宋朝对官员的服色及配饰也有严格的要求，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色官服配金鱼袋，五品以上官员穿大红色配银鱼袋，以下的就是绿色，没得鱼袋。

当然也有特例，因为这东西既是官员身份的象征，也是一种荣誉的象征。

有的官员品级低但职位高，或者低品级官员立了大功；皇帝也赏赐他们金鱼袋或银鱼袋以示恩赏。

紫金鱼袋是官员身份和荣誉的象征，平民百姓的身份证明便就各不相同；但使用凭照、路引却有一定的共同性。

北宋是个开放性社会，对百姓户籍管理不像朱元璋那样严苛；但也有一套制度。

北宋对户籍进行了等级分类——上等户即为官户、地主，以及一部分交税交得特别多的杰出贡献户。

衙门里高喊威武的那些家伙，以及大保长为中心的团练活动；这些日常事情都是由上等户男丁来充任的，这群人是社会中坚是不能动的；他们自己也不乐意挪窝。

下等户，主要就是佃客和浮客——浮客可以自主离开当地去别处打工，大宋执行这条政策原因是纵容土地兼并；土地兼并了自然要允许浮客挪窝，不然社会会倒退回奴隶制时代。

北宋朝廷规定：客非当时徙者，主家不得阻拦。这话的意思是：正当农忙时令时一切农业人口皆不许乱跑。非农忙时浮客要迁徙地主不得留难，如果留难了的话这些人就成为事实上的部曲奴隶了。

具体放行的方式刑条上写明了的：主家须出具“凭留”，这个凭留显然是个描述词，并非官样定义。

具体这东西按大宋语法该叫个啥，似乎应该是“凭照”，就是放行的签字条。

然后这个条子要去里正和县衙备份盖章，这便是农业浮客迁徙时必备的路条。

农业浮客在北宋人口占比极大，30%-40%的样子；这帮人的安置管理成功与不成功是宋朝兴衰的关键。

除了帮忙种田打谷的农业浮客问题——这类种田的时令型帮佣浪人，搁在民国就叫麦客了；另外还有商户、手工业者、机户、匠户等、以及来到大城市打零工的浮客。

城镇坐商大多数是在籍的手工业者，是不许流动的。

瓦子小姐、茶行掌柜、机户、匠户这些都是一年几次要交税，还要服至少两次徭役的技术工人；是随时都能找到人的。

譬如匠作坊，在徽宗时代绝大多数是军队在干活；史载常有七千将作军。但仍有时候会干不过来，这就要征发劳役。

这徭役是庶民应尽的义务不可逃避，只有读书人和贵族可以免役。

北宋的行商又是怎么流动的呢？法律规定：野生商人到埠，首先必须自觉去相关行会那里报明一切相关资料、上交规费。不报犯法。

报完了行会，还得在行会工作人员的陪伴下，去官府报备——事实上是把农村保长制度，搬到城里适用于流动性的行商行业。

所有郭户、商户、店家，所有城市常驻户口，门口皆要自觉悬挂户牌，牌子上写明全家男女的年甲、胖瘦、有痣无痣、单双眼皮这一类的醒目特征。

倘有亲友来投随时添上，有人离开，要注明；发现隐匿不报的付有司依式论罪。

官差随时抄录以上自助式户牌信息。遇到流民，随时问讯家人口数及状态讯息，发给与户牌同款的浮客牌、工人牌——类视后世的暂住证，暂住满一年的转为当地正式的下等杂户。

暂住者欲迁徙者，也须自觉前往县衙备案；销去旧牌给发新的“自由行”凭照。

除此以外，还有一类就是阿拉伯、西域外商以及海外商；这个管理得更严一些。

所以，无路引、凭照想到大相国寺买菜；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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