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官勇于直言极谏的高风亮节和精神，源于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传统的浸染和塑造。

在治国平天下这个人生目标的激励下，众多官僚士大夫恪守为国为民的基本原则，直言敢谏、以死而诤，所谓“臣言已行，臣死何憾”，其中虽然多有愚忠的内涵，但于国于民都是有益的。

当然，明朝从明初朱元璋开始，便赋予言官这个群体以极大的特权，并从制度上加以保障，这也是明朝言官敢言敢谏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明朝言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忠实地履行着监督与纠察的职责，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前赴后继，视死如归，以力挽狂澜于既倒为己任，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对于朝廷的各种权力体系起到了一种制约与规范的作用，同时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由于权力带来的弊端，以及衍生出来的种种腐化因素。

但是，由于极端皇权的摧抑以及制度的局限性，明朝的言官群体不可能皆如人所愿，其中也不乏附势苟全、趋利避害、甚至枉法残民之辈。

尤其是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随着朝政的日益腐败，不少言官为了个人或集团利益，身陷门户，党同伐异，朋比为奸，置国家命运于不顾，对于国家的衰败起了助推作用。

这便是朱翊镠不服气的原因。

此一时彼一时，准确地说应该是已经不太看好这个时期的言官了。

言官这个群体已经变了，起不到当初言官该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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