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泽的屁股也坐得极正，作为打天下者，其人当然注重争取且一直在争取人心，但他要争取的从来都不是世家大族之心，而是底层百姓之心。

这种建政模式注定超越了时代，不可能被同时代的其他人所复制，也注定了徐泽的事业不可能有同盟者。

从之罘湾建军开始，同军这些年南征北战，既打宋军，也打各路叛军，还打辽、金、大元、高丽等势力的军队。

就是因为徐泽清楚自己没有任何同盟者，大同的天下只能由同军自己去打，绝不能指望宋、辽或其他各地的“义士”代劳。

牛皋、武松、李逵等将领深受其人的影响，也不相信其他主动带兵投靠者。

真要赶上来投靠也可以，大同早有先例——平州军阀张觉。

只要“主动”放弃一切特权，老实接受大同朝廷的调遣和整编，就能享受同军的庇护，从此过上平静的生活。

兴中府和宜州的抗金暴动“义士”显然不能接受这个条件，真要能接受，他们也不会反叛实际上对守旧势力更加宽容的金国了。

尽管同、金两国结成同盟后，处于战略优势地位的大同经常对大金指手画脚，但这种干涉都没有超越双方同盟的大框架。

擅自接受这种叛乱势力居心叵测的投靠，而承担背盟毁约的严重后果，实为不智。

因此，面对兴中府和宜州两地的“投靠”，武松毫不犹豫便拒绝了。

但对方既然找上门来，维护和平与正义并为辽地带来希望和秩序的大同也没有置之不理的道理。

收到武松的上奏后，徐泽当即作出批示：协助盟友稳定好兴中府和宜州社会秩序，勿使其地发生人道主义危机。

而金国方面，完颜阿骨打也及时回复了完颜昌：查明叛乱原因，尽力招抚两地官民，不可多作杀伤。

金国的事，无论大小，一旦被大同掺和进来，就会变得极其复杂。

完颜昌再三揣摩大圣皇帝的旨意后，率兵进抵兴中府。

但其人却没有立即攻城，而是要求叛军派代表出城谈判。

叛军寻求同军庇护的计划落败，自知无力对抗金军的反扑，只能答应完颜昌的要求，派人入金军营中谈判。

完颜昌并没有在谈判上玩花样，还允许反叛者提出自己的意见。

但这种双边谈判显然很难一次就成功，彼此缺乏信任基础，价码都开得很离谱，且都不敢轻易做出让步，谈判由此陷入僵局。

谈不拢就只有打了，金军不敢尽全力，叛军却想着以战促和，不敢轻易投降，作战意志比较坚定。

由此，双方的伤亡倒是不大，但金军想破城肯定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三天后，攻守双方接受了同军使者邓尤的调停，再次坐下来谈。

谈判的具体细节不表，能明确的是谈判结束后，金军就开进了兴中府和宜州。

但金军随即削减了在两地的驻军，以减少地方供给的压力。

另一方面，金同两国还在兴中府和锦州两地开设了互市。

受此影响，兴中府周边州县的民生逐步恢复，反而成了中京道最稳定的地区。

事后，完颜阿骨打得知了叛军曾打算向大同纳土遭拒一事，也是唏嘘不已。

好不容易平定了中京道之乱，金军即将开拔时，都统完颜斜也却向自己的兄长阿骨打汇报了一个紧急情况：耶律余睹阴谋叛变！

当年，因萧奉先陷害，耶律余睹被卷入了谋反大案走途无路之下，只能逃到咸州路都统司投降金国。

耶律余睹本就是辽国实权贵族，在军中又极孚人望，自不可能单身一人出逃。

随其人投降的，还有将吏韩福奴、阿八、谢老、大师奴、萧庆、丑和尚、高佛留、蒲答、谢家奴、五哥等人，及其管辖的部族户三千，车五千辆，畜产数万。

如此庞大的势力来投，根基尚且浅薄的女直人自然不敢盲目收下。

站在完颜阿骨打等金国统治者的角度看，只要稳扎稳打，就算没有耶律余睹的投靠，大金国迟早也能灭掉腐败透顶的辽国。

但若是轻信了耶律余睹，将其放在要害位置，万一这个实力强劲的契丹降人演的是苦肉计，然后关键时刻反戈一击，那金国就有极大可能会被辽国翻盘。

形势如此，换谁都不敢冒险。

因此，耶律余睹投降金国后，女直人利用他的同时又处处加以防范。

其人刚投降，侍妾及儿子等家属就被咸州路都统司“监护”。

没过多久，追随他的部民也被金军强行打散迁往金源内地安置。

身边仅剩下少量部曲的耶律余睹不敢有任何不满，还得竭力出卖大辽情报来表达自己的忠诚，以换取新主子的青睐。

可惜，其人只顾着自己的深仇大恨，而忘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的战术原则。

还没有搞清金国的形势，耶律余睹就和盘托出辽国的军事机密，满以为会受到金国的重要。

却不想完颜阿骨打迟迟不肯出兵伐辽，反将其人冷落，更让耶律余睹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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