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古老的哲学经典着作《易经》中，人们认为事物的特性未必是稳定不变，环境的逐步改变可以影响结果。

在西方社会的智慧发展史中，哲学家们则始终相信任何定理都可以找到它的必要和充分条件。王教授于是从五个层面展开报告：

价值层面，西方人关注个人、家庭、微观；中国人关注集体、国家、宏观。西方价值观认为个人是人类社会的原点，先有个人，后有大众。他们提倡个人意义，越是突出，越能体现人生价值。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意识很强，在冲突中解决问题，实现自身价值。中国古代把竞争当作反面教材，提倡忍让，缺少对竞争的向往。儒家学说强调“尊老爱幼”，道家学说强调“顺其自然”，普遍讲究人和。

权利层面，西方人强调平权意识；中国人强调等级观念。西方提倡人人生而平等，在竞争中保持互相尊重。无论贫穷还是富裕，都要拥有自身的权利，不允许他人侵犯，这是融入西方人基因里的信仰。虽然新文化运动以后大有改观，还需要中国社会与人民不断努力，将平等思想进一步普及。

认知层面，西方人注重逻辑思维，理性求证；中国人注重辩证思维，整体把握。逻辑思维是人们借助概念、判断、推演等形式理性认识事物的过程，进而探寻客观世界本质，它的特点是“非此即彼”。辩证思维是一种世界观，以世间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为基础，对世界进行感知，并体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它的特点是“亦此亦彼”。

道德层面，西方人崇尚自由个性，大胆创新；中国人崇尚谦逊低调，中庸持重。西方文化鼓励自由，彰显个性，勇敢创新，做出一番伟大事业。中国文化在乎顺从听话，警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际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则要求走中庸之路，维护平衡，保持厚道。长久以来，中国的“人情味”比西方世界浓厚。

行为层面，西方人追求利益，重视法律；中国人看重名声，推崇义气。西方社会由于强调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以获取利益为目标，因此不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国人由于受传统的名义思想影响，自古把“名誉”“忠义”看得比性命更重要，将此当成最高行为准则。

刘羽心里寻思：“王教授讲的比较务实，甚至有些低调。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虽然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很大，但十年后，只要经济规模加倍壮大，东方文化就能受到世界重视，那么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自然而然也会得到认可，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年轻人对王教授的发言有着自己的思考，老一辈人因为经历得多，似乎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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